万笑石礼仪图像与时间宋代毛诗图绘

本文发表于《美术研究》年第1期

摘要：

宋代毛诗图里存在不少祭祀场景，但目前只发现《载芟》和《桓》两段图像出现了祭祀用爵。对于爵的再现方式以及它在图像中所承担的作用，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本文首先从形制入手，说明宋人描绘“雀背负盏”式爵的合理性，再讨论爵出现在某些祭祀画面中的深层原因，进而探寻宋人对先秦祭仪的理解、对仪礼的视觉再现方式以及爵在礼仪和图像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关键词爵，毛诗图，三礼图，籍田礼，祃祭

传世的宋代毛诗图中不乏对于祭祀场景的表现，但只有《载芟》和《桓》两段图像出现了一种造型特殊的祭器（图1）。其中故宫博物院藏的《闵予小子之什图》和上海博物馆所藏《诗经周颂十篇图》均包含了这两段图像。[1]本文首先对这种特殊祭器进行辨识，再讨论该器物和祭礼的关系，以及在绘画中再现动态礼仪时所要面对的时间性问题。

图1《诗经周颂十篇图》之《载芟》图局部（左）、《桓》图局部（右），上海博物馆藏

一、“雀背负盏”式爵

本文所要讨论的器物出现在《载芟》《桓》两图所绘祭礼的器具陈设中。粗看之下，这种器物与它周围的笾和豆十分类似，容易和笾、豆混为一谈。例如在《载芟》图（上海博物馆藏）中，两座祭坛上所列器具的最前排分别设有一件轮廓比较模糊的器物（图2）；比较明显可辨的是它后方的笾、豆和壶尊，与宋代《新定三礼图》所绘“笾”“豆”“壶尊”的形制基本相同（图3、4）。图中每座祭坛上的笾和豆共有八件，壶尊为两件。按《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2]，如果祭坛上最前排的这一器物也被看作笾或豆，那么每个台上的笾、豆总数就是九件，不符合“笾豆偶”的规定。细较之，也会发现这种器物的造型有别于周围其他器具。它的形制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最上为一杯，中间为雀形，最下为圈足。

图2《诗经周颂十篇图》之《载芟》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图3《新定三礼图》之“笾”“豆”，影印宋淳熙二年（）本，中华再造善本

图4《新定三礼图》，中华再造善本

参考宋代的经学和金石学图谱，可以将这种形式的器物称为“雀背负盏”式爵。《新定三礼图》将这种器形命名为“爵”，附图下方有注云：“刻木为之，漆赤中。爵，尽也，足也。旧图亦云画赤云气。余同玉爵之制。”[3]（图5）相较于先秦时期流行的三足爵，这种特殊形制的器物也以“爵”为名，但对于它的形制、功能和使用情况，目前的了解还十分有限，现代学者对它的命名也有所争议。[4]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在记录三足爵时，也曾简单提到这种爵：“今礼图所载爵者，皆于雀背负琖，经传所不见，固疑不然。”[5]故而本文借鉴吕氏的表述，将这种爵称作“雀背负盏”式爵，从而区别于三足爵。[6]

图5《新定三礼图》，中华再造善本

“雀背负盏”式爵没有宋代实物遗存，但有唐代哀皇后墓和元代虎头峁墓出土的陶器可资参考（图6）。[7]这两件陶器虽和《新定三礼图》标注的“刻木为之”存在材质上的差异，但它们的结构和造型基本一致。唐哀皇后墓的陶杯杯底和一只雀鸟相连，雀鸟的嘴和眼被涂黑，鸟身有朱彩绘的羽毛，足部残损，符合《新定三礼图》里爵的上半部形象；而且杯内涂有一层朱红，也符合《新定三礼图》“漆赤中”的色彩要求。虎头峁元墓出土的陶器被称作“鸽形灯”，参照《新定三礼图》，它其实也是“雀背负盏”式爵，只是残缺了雀背上的杯形结构。[8]比较宋代图谱中的“雀背负盏”式爵以及考古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它们和《载芟》《桓》两图中的祭器是同一种器物。从唐代到元代，“雀背负盏”式爵及其形象似乎一直得到沿用。

图6唐哀皇后墓出土陶杯（左）与延安虎头峁元墓出土陶器（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石学在宋代的发展促使宋人对爵的形制有了新的认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南宋刻本《纂图互注毛诗》舍弃了“雀背负盏”样式，只绘三足爵，还在图下特别注明“三足如戈形，戒其过则伤也”，强调爵的三足特质。[9]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宋本《纂图互注周礼》也刻绘了三足爵，而且和《纂图互注毛诗》里的造型大同小异；虽然这部书同时收录了“雀背负盏”式爵，但将它标为“三礼图”样，而将三足爵标作“礼局样”，说明后者才是当时皇家使用的祭器样式（图7）。

图7宋本《纂图互注周礼》，中华再造善本

在马和之绘制毛诗图的时代[10]，皇家祭祀已经受到金石学影响。绍兴四年（）国子监丞王普奏议“明堂大礼”，提到祭器的使用情况：

祭器并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普谨按：崇义《三礼图》如爵为爵形负盏于背，则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却盖。此类甚多，盖出于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也。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修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11]

王普提出“雀背负盏”式爵不合古制，要用欧阳修、吕大临等人所著录的古器形制来替代聂崇义《三礼图》提供的器物图样，也就是将“雀背负盏”式爵改为三足爵。不过，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按《中兴礼书》，对于绍兴四年的动议，“礼官谓无博古图本，遂不果行”；到了绍兴十年（），才在“亲祀前期，内出古制爵、坫，以易雀背负醆之陋”。[12]从文献来看，绍兴十年之后，皇家祭祀活动中的“雀背负盏”式爵才完全被三足爵所替代。

根据前文所述，《载芟》图和《桓》图描绘的是“雀背负盏”式爵，而非三足爵。对于南宋绘画及其摹本而言，这种描绘是否具有合理性？

其实，“雀背负盏”式爵从皇家祭祀活动中消失之后，却在地方上得以沿用。如洪迈（-）所说：

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礼器之外，郡县至以木刻一雀，别置杯于背以承酒，不复有两柱、三足、只耳、侈口之状，向在福州见之，尤为可笑也。[13]

洪迈见到福州当地依然在用“木刻一雀，别置杯于背”的礼器。他于绍兴十八年（）至福州为教授,绍兴二十年()期满而归。[14]这说明当时福州仍在使用“雀背负盏”式爵。根据《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绍兴十五年（）皇家已要求按三代器物“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15]显然，福州地区没有遵照执行。该书又称：“今州县既无此本，而所颁降仪式印本尚仍聂氏旧图之陋”，可见不仅福州，其他州县的祭器也以聂崇义的图谱为准，自然也都在用“雀背负盏”式爵。[16]结合虎头峁元墓出土的“鸽形灯”，“雀背负盏”式爵可能直至13、14世纪还出现在一些地方上的仪式活动里。

再观马和之绘制毛诗图的时代，正处于三足爵和“雀背负盏”式爵并行于世的这段时间。因此画家将祭祀用爵描绘成“雀背负盏”的样式也不足为奇。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雀背负盏”式爵与图中其他祭器的关系，以及它在毛诗图的图像叙事中所承载的意义。如上文所述，“雀背负盏”式爵仅出现在《载芟》和《桓》两段图像，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的祭礼。接下来将对这两段图像中的祭祀场景进行分析，考察相关礼仪以及描绘“雀背负盏”式爵的意义。

二、《载芟》图和籍田礼

毛诗图有比较严格的图画程式，各段画面前均有楷书题识，先记《毛诗序》对该篇的解释，再接诗篇全文，画面主题非常明确。《载芟》图也是如此，其题识首句出自《毛诗序》：“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点明了《载芟》图描绘的是籍田礼。作为春季劝农的重要仪式，籍田礼可大致分为耕种籍田和祭祀两个环节。[17]相应的，《载芟》图也主要描绘了两个内容——前景表现了天子亲耕籍田，画面右上角则是一个祭祀空间（图8）。

图8《诗经周颂十篇图》之《载芟》，上海博物馆藏

关于《载芟》图中天子耕田的景象，已有学者予以分析，在此不与赘述。[18]本文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