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祕的蠱毒是什麼

兩千年來，一個神祕的巫術一直陰魂不散，飄蕩在中國的南方，現在甚至借助互聯網和某些經營者的「商業頭腦」進一步「發揚光大」，成為地方神祕文化的組成部分，讓人覺得撲朔迷離而又引人神往，這究竟是什麼樣的神祕事物？

蓄蠱巫術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已經十分陌生，但歷史上相關傳說延續近兩千年，時至今日尚在西南等少數民族聚居地留有殘餘。這並非一個簡單的巫術迷信問題，實際上其背後反映了主流文化圈對非主流文化的歧視，歷史上各階段「蓄蠱之地」的變遷是主流文化圈拓展的結果。

自古及今，蠱蟲這種神祕的毒蟲就一直存在於人們的口耳相傳中，至今在西南某些地區餘威尚存。我曾經委託一位元來自西南地區的本科學生做暑期調查，即調查他所在鄉寨有關蠱毒的傳聞，該同學面露難色，一種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使得這位受過正規教育的大學生最終拒絕了我的建議。對此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即便他抱著不信的心態，他所要調查的對象卻不能保證有類似心態，照樣會使得調查無果而終。

後來看了鄧啟耀先生的《中國巫蠱考察》，這本書主要內容是現代西南地區蠱毒傳說的人類學調查，可以看到有關蠱毒的傳聞一直沒有消退，在暗地裡流傳，並且成為一種社會問題，村寨裡的婦女，尤其是寡婦容易被指責為「藥婆」，即下蠱人，周圍人對她們恐懼而又歧視，她們被排除在社交圈外，甚至其子女的婚姻都受到影響。書中提到一個姑娘，由於母親被指責為藥婆，所以儘管條件不錯，但在本地也很難嫁人，最後在打工過程中嫁給了一個從未聽說過蠱蟲為何物的外地小夥子。一種傳說中的黑巫術，卻成為現實中某些人的精神枷鎖。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巫術原本並不是西南地區的產物，而是產自中原，曾給古人留下過巨大的心理陰影。但是這個傳說所涵蓋的地域卻有變化，由中原到江南，由江南到嶺南，由嶺南到西南，它似乎被一種力量驅使著移動。它究竟是什麼？又怎樣影響歷史？

隋代巢元方著《諸病源候論》卷二五《蠱毒病諸候》：

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蟲蛇之類，以器皿盛貯，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即謂之為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為人患禍。患禍於他，則蠱主吉利，所以不羈之徒而畜事之。又有飛蠱，去來無由，漸狀如鬼氣者，得之卒重。凡中蠱病，多趨於死。以其毒害勢甚，故云蠱毒。

按照這種說法，「蠱」的取得是將許多種蟲子聚集在一起，使其互相吞噬，「優勝劣汰」，剩下的最毒者就是蠱蟲。蓄蠱者通過飲食對人下蠱，受害人會腹內疼痛以致死亡。「蓄蠱」目的在於取得受害者的家產，如果長時間不能毒害別人，則蠱主自身將受到戕害（這也就是現代所說的「養蠱反噬」）。但是這些動物食性不同，豈能互相吞食？《隋書?地理志》說蓄蠱是「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蛇焉能食蝨？蝨子又如何能吞蛇？

另外，蠱蟲如何進入人體內？即便進入，蝨子之流又豈能毒死人？後世又有所謂金蠶蠱、蜥蜴蠱、蜣螂蠱、蝦蟆蠱、蜘蛛蠱等，皆是無稽之談。但這個傳說的生命力卻又如此強大，以至於存活至今。

在展開講述蠱毒之前，必須要釐清一個概念：蠱毒和巫蠱是一回事嗎？答案是否定的。

歷史上最有名的巫蠱，大概是漢武帝戾太子案中的巫蠱術。漢武帝身邊的直指繡衣使者江充與漢武帝太子劉據不合，趁著武帝游幸甘泉宮之時生病，妄稱有人以巫蠱之術詛咒暗害皇帝。漢武帝信以為真，命江充治巫蠱之案。江充指揮巫師四處掘地尋找木偶，民間人心惶惶，江充逐漸把矛頭指向了皇后衛子夫和太子劉據。在衛子夫寢殿尋找偶人，整個殿內地面遍撅掀起，衛子夫甚至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安寢。最終搜查指向太子，征和二年秋七月，江充終於在太子東宮「發現」了桐木人偶。

劉據無法自證清白，少傅石德說，皇帝據說已經病危，在甘泉宮這麼多天毫無音信，說不定已經死了，你要當心被小人陷害，當扶蘇第二，於是建議他發兵捕殺江充。而病榻上的漢武帝聽說江充被殺，太子舉兵，竟然認為太子謀反，於是發兵攻打太子。雙方在長安城展開激烈巷戰，數萬人死亡，太子最終兵敗被殺。這是漢武帝晚年最大的政治事件。

這個案件中的巫蠱，與我們要說的蠱毒不一樣，實際上是一種黑巫術，以桐木為人形，施法詛咒，加害於人。而且史料中記載此事時候出現了胡巫字樣，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從匈奴傳來的黑巫術，可以說是今日紮小人巫術的雛形。《紅樓夢》裡趙姨娘害王熙鳳和賈寶玉的巫術就是這個。

影視作品中呈現的「巫蠱之術」

這種巫術並不使用蠱蟲，自然也就沒有蓄蠱養蟲這個程式。與我們說的主題無關。其「蠱」大約取的是「蠱惑」的字義而已。

蠱字甲骨文中就有，字樣如下：

字形是器皿中蟲狀，就其字本義而言，可能指的是儲存糧食器皿中的蠹蟲。隨著語言的發展，「蠱」又被認為是致病的「蟲」，有時指的是人體內的寄生蟲如蛔蟲、蟯蟲，有時完全是基於想像憑空捏造出來的「蟲」。范行準《中國病史新義》認為《左傳?昭公》中所謂「女惑男」引起的「蠱疾」，實際上是性生活過度引起的男性性機能障礙以及前列腺炎或腺漏等病。此處之「蠱」字，恐怕是取其病從中生，猶如蠱之食穀，日漸銷蝕。

「蠱」字很早就與巫術相涉，具體的原因不詳，也許是因為儲糧器皿中羽化的蠹蟲給了人們一種幻惑的感覺，導致「蠱」字與神祕的超自然力有了瓜葛。例如年山西侯馬晉都新田遺址出土有一批西元前5世紀的盟書，其中「詛」與「蠱」已開始搭配使用，足可見在盟書所處的時代「蠱」已經被賦予了巫術色彩。

有關蓄蠱的傳說起自何時？筆者認為其雛形可能出現在西漢時期。《周禮》：「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這裡提到了「毒蠱」，並且其防治手段一為咒語，這是後世預防蠱毒的重要手段，二為「嘉草」，而「嘉草」也是後世治療「蠱毒」的主要藥物之一。可見《周禮》中的「毒蠱」應就是蓄蠱之「蠱」。而《周禮》的成書年代大約在西漢。到了東漢時期，蓄蠱傳說可能已經頗有影響，我們來看東漢應劭《風俗通義?怪神篇》中一個著名的成語故事：

予之祖父郴，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窺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

這就是成語「杯弓蛇影」的出處。杜宣因為看到杯子裡的弓箭倒影，以為是蛇，導致恐懼，引發腹痛（估計是精神緊張引起的胃痙攣），大有一病不起的態勢，等應郴揭開謎底，判斷原因之後，杜宣不藥自愈。唐代名醫許仁則曾經一語道破，指出這是畏懼蠱蟲：「人心妄識，畏愛生病，亦猶弓影成蠱耳。」（《外臺祕要》卷五《咒虐（瘧）法》引許仁則語）杜宣實際上是懷疑杯中有「蛇蠱」，要不然不會僅僅看到蛇的影子就如此懼怕，酒一飲而盡，口舌應該沒有碰到「蛇」，但是他仍舊認為「蛇入腹中」，這是因為他相信蠱蟲的「變惑」能力。這則故事向我們證明東漢時期有關蠱毒的傳言可能已經對社會人群心理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漢以後有關蓄蠱的記載越來越多，到了北魏時期，蓄蠱傳說甚至盛行到影響立法的地步，《魏書》卷一一一《刑罰志》：

神?中，詔司徒崔浩定律令……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

之所以要採取焚燒蓄蠱者住宅的極端手段，估計是為了將隱藏其中的蠱蟲斬草除根。

傳說中的蓄蠱方式到了隋唐已經基本定型，此後歷代沿襲，沒有質的改變。而且此時巫術意義上的蠱已經蓋過了疾病意義上的蠱：先秦的「蠱」往往指的是某種疾病，到了魏晉隋唐之際，醫家仍然將蠱當作疾病治療，但病因則歸結為「蓄蠱」術所害，前引《諸病源候論》自不待言，《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祕要》等唐代醫書列舉了魏晉隋唐以來許多「中蠱毒方」，從中可以看出魏晉隋唐著名醫家基本都相信「蓄蠱」的存在，醫學家們尚且如此，更不用說普通民眾了。

其實蠱毒不過是已知的多種疾病而已。古代相信蠱毒的地區和人群往往文化落後，滿腦門子神奇鬼怪之事，醫藥知識匱乏，所以在傳說影響下會把很多疾病歸為蠱毒。沈澍農等先生在校釋日本古代醫籍《醫心方》中的「蠱毒」時認為古人所說的蠱毒「症狀複雜，變化不一，病情一般較重，可見於一些危急病徵、恙蟲病、血吸蟲病、肝炎、肝硬化、重症菌痢、阿米巴痢疾等。」傅安輝《西南民族地區放蠱傳說透視》亦認為所謂「中蠱」實際上是罹患各種疾病。現代民族學田野調查也能印證這一點，鄧啟耀《中國巫蠱考察》記載了一位元雲南醫生的親身經歷：「（該醫生）從醫期間，先後有四十八例（據以下各項相加當為四十九例）自稱『蠱病』患者求治。結果其中有四例是肺結核，二例是風濕性心臟病，四例為晚期胃癌，一例肝硬化，六例重症肝炎，十四例胃、十二指腸潰瘍，二例慢性胃炎，一例腎炎，六例腸脹氣，九例胃功能紊亂。都是現代醫學可以明確診斷的病例，而且多數經西藥治療，已經痊癒或好轉。」現代人如此，以此反推，古代史料中紛紜複雜的「中蠱」其實也是多種疾病的症狀。

▍本文節選自于賡哲著《疾病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標題為編者所擬，部分配圖來自網路，本公眾號重新編輯，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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