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耳回音录我与口腔医学的故事前篇

前言：这是一个比较私人的故事，故事中或许会有一些记忆的疏漏，同时也是站在个人经历中的一条线的回忆录。一点点的意义或许在于一位在某个群体中的人的一些声音。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站在中山二路的树荫下时，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五岁时那个永生难忘的夏日午后。

两边绿树成荫的马路上空浮着轻盈的电线，有轨电车顶部伸出两条细杆，顺着电线缓缓驶过，父母牵着我的手，向一栋高大的建筑走去。

记忆的下一秒，切换到了一个明晃晃的小房间，我将头的一侧贴到了桌上，几个红绿色的塑料圆片映入眼帘。“待会听得到就说一声哦。”我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未等我反应过来，另一侧耳朵就被堵住了，一种寂静将我包围。我没有哭，可能是因为完全愣住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听到了微弱的一丝声响，为了划破这种可怕的静，我用力喊了声：“听到了”。“好。”堵在另一侧耳朵的东西被拿开了，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整个过程重复了几遍，结束之后，我终于看清了那个陌生人的面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她递给我一颗糖，夸奖我做得真棒，并让我在小房间里呆一会儿。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父母和医生一起进来了，他们慢慢地，用小孩子能听懂的语言，告诉了我一个事实，我的左侧耳朵，并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正常地生长出来。

这，是我可以追溯到童年的最早的回忆，因为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明白了，我身上有着与他人不同的地方。这种特殊之处，我后来才得知医学上的名词——小耳畸形。

现在回头看，这份上天给我的特殊礼物，其实给我带来了的不那么美好的童年回忆。由于左耳的残缺可以被直接感知，以及因畸形而造成的大小脸，从我记事开始，热暴力与冷暴力，是童年生活中所谓必然的调味品。

其中热暴力，实质伤害最深的一次，是在小学的某天，我狠狠摔了一跤，右腿膝盖皮肤磕出了一道大口子。一个高我两个年级的孩子头，第一次看到我的面容之后就一直嘲笑着我，也不停想方设法地捉弄我，我的应对办法，就是逃避，见了就逃，当然这样做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变本加厉。

于是在某次逃跑的过程中，他和几个人设下陷阱，将我绊倒在地。去医院处理伤口后，我的右腿裹着绷带，回去上了学。那天中午，他一见了我，马上破口大骂，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拿起几块石头，向我的伤口掷去。后来我才知道，那天老师看到了他的行为，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于是怀恨在心，欲寻求报复。

伤口很快从一道口子变成了一个大的创面，医院处理时，我望着创面上渗出的红黄色的液体，第一次感受到了剧烈的疼痛，那是一种刻苦铭心的痛，直到现在，我触碰到膝盖上的瘢痕时，还是会觉得隐隐作痛。

这件事的后续，是一位仗义的老师，用几近威胁的语气，警告了那个孩子头，不要再靠近我，才得以罢休。不仅仅是这位老师，那时候的我，也遇上了许多善良的人和事，比如我的数位任课老师，想了很多办法顾及我的听力，比如看门的大爷，在孩子头找我麻烦时，让躲进值班室，以及，我在小学阶段，交到的为数不多的好友。

但是，一个真正快乐的童年，对我而言，确实是一种奢求。因为若隐若现的冷暴力，始终伴随我着成长。我记不清多少人当着我的面，给我取各种各样的外号：“一只耳”、“独耳怪”、“小耳怪”......戏说完了，还要围在一起哈哈大笑，似乎想要把我也逗乐。每次，我只好苦笑着，强忍着心中的愤怒，配合着这种玩笑，因为开始没有人愿意靠近我，我特别特别珍惜这种所谓的“友谊”，哪怕是拿我寻开心。

后来，不乏有很多富有同情心的同龄人或是大人，看到我的困境，都会想办法帮助和照顾我。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善意，但是感情上却渐渐从一开始的感激变成了后来的不适。他们，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来看待，而是在设定了一个“有缺陷，需要帮助”的刻板印象之后，再伸出援手。其实很多次，我在心中呐喊：“我不想你们这样帮我，我想你们和我玩儿。”可惜，我一直觉得我和他们之间有一层隔膜，于是这句话一直都没有说出口。

后面，随着升学种种的因素，曾经的好友离我远去，我开始给自己上了一层保护的盔甲，我开始强迫自己变成一个极度要强的人，希望把自己变得强大，希望与这种冷暴力对抗。

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我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但是却表现出来一种不服输的骄傲姿态。初中的时候，我所谓拼命的努力学习，其实潜意识里藏着的，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反抗。我常常控制不住自己，常常流露出莫名其妙的情绪，或是炫耀，或是出风头，或是不顾及别人感受的言论。

事后我很多次想和当事人道歉，但是心中总有一种诡异的念想将这种想法掐断。后来我明白了，那恰恰是我自己，不敢将自卑敏感的一面显露出来，而是一直想把自己沉浸到那种所谓“强大”的感觉中去。但其实充其量，我的形象，只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和不少同学眼中爱出风头的小丑。

起码大家都不注意我的缺陷了吧，很多次，我这么想。我以为我成功了，但其实回头看来，这场抗争，我输的惨不忍睹。其实很多次，下意识的话语，下意识的排斥，下意识的目光，下意识的“怜悯”，还是会伤害我，可惜我的“反抗”，又把真实的自己藏得更深，空凭伤害肆虐。

童年的另一条时间线，由中山二路的那个下午继续延续。传导性耳聋，这是伴随着小耳畸形的另一个潜在的风险，我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随父母到广州，到医院，来检查听力，做CT检查。有几次，我忍不住和给我做检查的医生，诉说了我的一些遭遇，他们都给了我相当大的鼓励。

与此同时，父母也在不断寻求着可以修复这个残缺的手段，但那时我对于手术，却有着一种抗拒感。可能在仍然处在抗争状态下的我，认为那是一种妥协。

年，父亲偶然了解到了中国医医院的章庆国教授有着做小耳畸形矫正的技术，于是提前与教授取得联系，并将与教授的会面，安排在了一次旅行的中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与我有着相同症状的患者。焦虑和担忧，是等候会诊的走廊中，流动的主旋律。我听着只言片语下勾勒出的故事，不禁有几分怅然。

章教授的诊室很小，但收拾得很整洁。父亲将这些年的经历道来，教授点点头，就着手检查起我的小耳，同时也问了我一些问题，包括我曾经的一些经历。末了，他望向我，缓缓说到：“孩子，相信我，我可以做，也希望你做。”我看到了一双深邃的眼睛，背后确是一种阅历积淀的力量，一种平静的力量，一种让我产生信任感的力量。我最终，同意了手术。

医院进行，采用的是用肋软骨雕刻的方式进行缺陷的修补。第一次进手术室，第一次做全麻，第一次感受胸口被开了一刀的感觉，第一次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开始的几天，我只能盯着窗外发呆，看着远处广州塔在雾中时隐时现。章教授来早上来查房，看我的恢复状况，不知为何，听到他的声音，我总觉得会多几分安心。

几天过去，我慢慢恢复过来，章教授也回到了北京。一天，出于好奇心，我在网络上搜索了关于他的资料，“口腔医学博士”几个字赫然写在他的履历中。我很惊讶，在那之前，我以为这个词仅仅与拔牙补牙有关。我接着找到了口腔医学的更多资料，这才知道口腔医学也致力于帮助一个群体——面容缺陷群体，小耳畸形，就是其中一个分支，也是章教授的研究方向。

同时，我和家人，也开始和同病房的病友们攀谈起来，得知了这个群体的数量不在少数，我也听了关于他们悲喜交加的故事，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似乎有什么一直没想通的东西，有一点点开始明朗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位有着面容缺陷的网友的话：

其他的人眼光与我无关。但是有时候这种眼光不是单指于个体，是群体，是社会层面的鄙视链，可以抵抗但是没办法去改变。现在我孤身一人，我不在乎，如果我有女朋友，有小孩，他们在乎吗？就算他们不在乎，但是他的社交圈子在乎吗？有一天你的小孩和你说，爸爸或者是妈妈，有小朋友说你们和他不一样，你又怎么去和小朋友解释？就像小耳畸形患儿的大部分家长一样，他们也觉得自己孩子和其他人不一样！很多时候我都崇尚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对于自己尚且可以，但没办法去改变让其他人认同。

我在读完的一瞬间，突然被点醒了，我开始理解了这场手术的意义，开始将视角从自己身上移开来，开始主动了解这个群体，开始记录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开始卸下过去的那副盔甲，开始将幼稚的抗争放下，开始了理性的思考。

身体恢复得很快，尽管我的耳朵还是有着术后的痕迹，手术还是相当成功的，一只用我的软骨雕刻的耳朵，慢慢地立了起来，也开始慢慢地有了知觉。几次的复查，我也了解到章教授的团队正在和一些公益团体合作，在各地进行了义诊，并有相应的手术费用补贴。信息的传递速度不断加快，不少孩子6到7岁时就可以进行手术，这个时间，正是孩子意识到残缺的时间节点。但是，章教授也提到，患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可以进行手术的医生，却并不多。

高考结束之后，到了填报志愿的环节，我犹豫了很久。脑海中突然走马灯般闪现了过往的种种，关于面容缺陷群体的种种，中山二路的故事，以及章教授的团队。最后，我在高考志愿的一栏，勾选了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将这个本来要完结的故事，改成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