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下

可怕的事总是悄悄发生我们听说在某地发生了事件，最初我连地名都没听清楚，不过我知道那里离我们所在的莫吉廖夫很远。然后我弟弟从学校急忙跑回家，他说孩子们都领取了药物，所以很明显，真的有事件发生了。然而我们五月一日时仍在享乐。我们玩到很晚才回家，风吹开了家里的窗户。我是后来才想起这件事的。我在环保部门的检验中心工作。我们还在等待上头的指示，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我们的成员里有环保专长的并不多，尤其是上头的主管。他们多是退伍的军官、前党工、退休人士等麻烦人物。如果你在某处搞砸了事情，就会被送来这里，然后你就会在这里整理文件度日。直到我们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阿达莫维奇到莫斯科抗议之后，这种情况才引起重视，这些人才开始知道要站出来说话。他们恨透了那个作家！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就住在这里，但他们却不作声，而是由一位作家向世界呼喊：“救救我们！”你可能认为他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会产生作用，其实不然，每次党内集会或休息抽烟时，他们总是不断地数落“这些作家”：“他们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他们真是为所欲为！我们有接到指示！我们需要遵从命令！他懂些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中央委员会和党书记都站在我们这边！”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稍微懂了，生活在一九三七年大整肃时期会是怎样的感觉。当时，我对核电厂全是美好的观感。中学和大学教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以“无中生有”制造能源的魔法工厂，只要那些穿着白袍的工作人员按下按钮即可。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我们拿到一大沓标记着“最高机密”“意外调查报告：机密”“治疗观察结果：机密”“清理人辐射污染调查报告：机密”等诸如此类的文件。当时谣言四起：有人在书上读到，有人听说，有人宣布……有一部分人相信西方的说法，只有这些人会讨论吃药的种类和服药的方法。但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虽然我们的敌人在幸灾乐祸，但我们仍占上风。五月九日，老兵们仍然会上街举行胜利游行。直到后来才发现，就连那些在反应炉灭火的人员，也活在谣言中。“我认为空手拿石墨是很危险的举动。我认为……”突然出现了一位疯女人。她在市场里喃喃自语地走着：“我看得到辐射，是蓝色的，辐射把一切都毁了。”人们不敢再买市场里的牛奶和奶酪。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卖不出去的牛奶。“别担心，”她说，“我没让我的牛去草地吃草，我是自己拿草给牛吃的。”如果开车到镇外，你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稻草人：包着玻璃纸的老农妇站在包着玻璃纸的奶牛旁。你会哭笑不得。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接到检验的任务。我被派到了木料处理工厂。这里收到的木材量依然不减——营运计划没有改变，他们和往常一样。我在仓库里启动了测量器材，辐射剂量高得吓人。木板其实没有问题，但当我测量扫帚时，剂量马上爆表。“这些扫帚是从哪里来的？”“克拉斯诺波尔。”后来我们才知道，克拉斯诺波尔是全莫吉廖夫辐射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我们还有一批货没出，其他的已经运出去了。”你要怎么去各城镇找回这些东西呢？还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我怕我忘了……噢，对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你会突然有了新的感受，每个人都必须面临一种个体的生活，我们很不习惯。之前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必须思考：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给小孩吃？什么是危险的？什么不是危险的？你应该搬家还是留在这里？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我们已经习惯以前的生活方式了，整个村庄是一个共同体，包括工厂、集体农场。我们是苏联人民，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是一个苏联人，彻头彻尾的苏联人。我读大学时，每个暑假都会随着共产党学生青年团行动。我们在暑假工作，把收入捐给南美的共产国家。我当时在单位的部分收入，是要分配给乌拉圭的。然后，我们改变了。一切都变了。要接受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更何况我们没有表达意见的能力。我是生物学家。我的论文是研究蜜蜂的行为。我曾在无人岛住了两个月，在那里培育蜂巢。我和蜜蜂相处了一个礼拜，它们才接受我进入它们的家庭。它们不会让任何人接近至三米的范围，却愿意让我接近。我把蘸着果酱的火柴伸进蜂巢喂食。我的老师曾说：“千万不要破坏蜂窝，这是一个很好的异种生态类型。”蜂巢和整座森林息息相关，而我也渐渐融入这片大地。一只小老鼠跑到我的球鞋上——它是一只野生的老鼠，但它已经认为我是这环境的一部分了。我昨天就在这里，明天也不例外。切尔诺贝利事件过后，人们举行了一场儿童画展。其中一张画着一只鹳经过田野，然后消失在田野，上面写着“没有人跟鹳说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感受也是如此，但我有工作在身。我们在各地采集水和泥土的样本，然后带到明斯克。我们的助理抱怨说：“这真是烫手山芋。”我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特殊衣物。人坐在车子前座，后座放的都是会发亮的样本。我们有掩埋辐射土的指定程序。用土埋土——这真是古怪的行为。根据指示，在掩埋任何东西之前，首先得进行地理勘查，确认掩埋地四到六公里处没有地下水，而且掩埋的坑不能太深，坑的周围和底部都必须铺上塑料袋。虽然程序这样写，但实际操作时当然会有所不同。不出所料，地理勘查这个步骤被省略了。那些人只是随手指向一块地，说：“挖这里。”挖土机便开挖了。“你要挖多深？”“谁知道？等我挖到水再停。”他们就这样朝着水源挖。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错都错在政府。那就让我来告诉你，我对人民还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出过最长的任务，是在克拉斯诺波斯克区域，这里的情况最糟。为了避免把放射性物质从地里冲入河流，我们需要按照指示行动。我必须挖双倍深度的犁沟，间隔一段距离，然后再挖犁沟，保持同样的间隔。因此我需要开车巡视每一条小河。我搭着巴士来到地方行政中心，我需要一台车来执行这项任务。我见到了地方行政议长，他坐在办公室里，正在抱头苦恼：没人下令改变政策，没人对收割作业流程做出更改。豌豆和多数豆类一样，会吸收大量辐射，但他们既然已经种了豌豆，就得采收。这里部分地区的辐射量已经超过了四十居里。所以他没时间理会我。幼儿园的厨师和保姆都逃跑了，孩子们正在挨饿。所有外科医师也离开了——现在要动个切除盲肠的手术，都必须搭救护车去邻近的行政区，路程长达六十公里，一路上颠簸不堪。还谈什么挖犁沟的车子？他完全没时间理会我。所以我找到军方。这里的部队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此停留了半年，都已病得不轻。他们给了我一台装甲运兵车，还附带人员——不，等等，是更精良的装甲侦察车才对，上面还装了一门机枪。真可惜我没跟这台车一起合影。我认为这真是男人的浪漫。负责指挥这台车的少尉会不时向基地汇报：“呼叫老鹰！呼叫老鹰！我们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行驶在同样的森林，同样的道路上，开的却是一台装甲车。路上的妇女们躲在篱笆后哭泣——自从战争结束后，她们就没见过这样的车。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要开始了。根据指示，负责挖犁沟的牵引机驾驶座必须密封且有辐射保护措施，但驾驶员竟然把牵引机停在一旁，躺在草地上休息。“你疯了吗？没人警告过你吗？”“但是我已经把上衣垫在头下了啊。”他说。人们还搞不清状况。他们长久以来生活在核战的恐惧中，却不惧怕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件。这里的风景很美，那些古老的森林还在。弯曲的河流有茶水一般的颜色，溪流清澈，草地绿意盎然。人们在森林中喊着彼此的名字。对他们而言，这一切这么自然，就像早上起床来到家中庭园一样。只有你心里知道，这里的一切都被污染了。我们遇见了一位老妇人。“孩子，告诉我，我可以喝我的奶牛产的奶吗？”我们低下了头，我们都收到了命令——只收集资料，不许与当地人互动。最后驾驶员终于开口了。“婆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噢，我年过八十了。说不定还更老，我的资料在战争中被烧掉了。”“那您尽量喝吧。”那些村庄里的居民最让我感到不舍——他们天真无知，像孩童一样，却要受苦受难。那些农夫与切尔诺贝利无关，他们与大自然是一种信任的关系，并非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千百年来一向如此。他们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只好选择相信那些科学家或受过教育的人，把这些人当神父一样。但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什么好害怕的，只要记得吃饭前洗手就好。”我当时还不明白，但过了数年后我才终于知道，我们都是这项罪行的共犯，一同参与了这个阴谋。（她沉默不语）你无法想象，有多少送入隔离区的补助品被走私出来：咖啡、牛肉罐头、火腿、柳橙。这些东西装箱后用货车运出，因为其他地方都买不到。当地的商人、督察，低阶和中阶官僚都赖此为生。人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恶劣，我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了。（她停顿了一下）当然，重要的是我愿意承认我是这样的人。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集体农场中大约有五座村庄，其中三座是“干净的”，两座是“被污染的”。两者之间，只隔两三公里的距离。被污染的村庄可以领到“坟墓”金，干净的村庄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庄正要建造牲畜圈舍，需要使用干净的饲料。但是干净的饲料要去哪儿找呢？风吹过一片又一片的田地，这些田地全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了要建造圈舍，有些文件需要签名，需要经过委员会签署同意，而我正是委员会的一员。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应该签署这些文件，这根本就是犯罪。但最后我还是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就跟其他人一样。我心想：干净饲料的问题与环保稽查人员无关。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自己找到借口。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发现可怕的事情总是悄悄发生在生活中。——卓娅·达尼洛芙娜·布鲁克，环保稽查人员答案难道你没注意到我们之间并不会去谈论这件事吗？再过几十年、几百年，这些年发生的事将会成为传说。我害怕雨水。这就是切尔诺贝利。我害怕雪，也害怕森林。这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心理作用，而是真实的感受。切尔诺贝利就在我的家里，在我最宝贵的东西身上，在我的儿子身上。他出生于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现在他病了。动物们知道何时该生育，要生多少，就连蟑螂也一样。但是人类却不知道怎么做，上帝并没有赐予我们预知的能力。不久前，一份报道显示，单是一九九三年的白俄罗斯，就有二十万件堕胎案例。因为切尔诺贝利，我们现在全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人的天性似乎被封闭了起来，在静静地等待着。查拉图斯特拉大概会说：“噢，我真不幸！时间到哪里去了？”我想了很多。我试图寻找其中的意义。你想过吗？切尔诺贝利给俄国人的思维模式带来了一场大灾难。有人说爆炸的不仅是反应炉，而是整个价值体系，我很同意这一点，但这样的解释还不够。我是历史学家。我曾学习语言学，也就是语言的哲学。我们不仅用语言思考，语言也会思考我们。当我十八岁，也许更小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地下刊物，因而认识了沙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我才忽然明白我的童年充斥着集中营的语言。即便我是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我祖父是部长，父亲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称呼自己的父母为老大哥和老大姐8也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小心卑鄙的浑蛋身旁一定有个拿扁钻的家伙。”——我九岁时就知道这个俚语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讲文雅的话。我们玩的游戏、讲的谚语和谜语都是从集中营里学来的。因为集中营可不是位于遥远禁地里的另一个世界，集中营就在我们身边。阿赫玛托娃曾写过：“一半国人被处理，一半国人在狱中。”我想这种被监禁的自觉将不可避免地对文化造成冲击，也会冲击社会。我们是在一种苏联式的特殊信仰里成长起来的，我们相信人是所有创造物之王，有权随心所欲地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事情。米丘林曾说过：“我们不能等待大地之母的恩赐，我们必须向她索取。”这是在试图教导人民去追求他们本来并不具备的物质。我们长期受到压迫，而现在每个人却都开始谈论上帝。在古拉格集中营，一九三七年的牢狱之灾，一九四八年党部在会议上谴责世界主义，还有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拆毁古老教堂等时期，为什么人们当时并不信奉上帝？俄国当代信仰的内涵是阴险又虚假的。他们轰炸车臣的平民住宅，消灭那些稀少又自豪的民族。这就是我们做事的唯一方法，用剑而不用言语——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来解决问题。当我们用铲子将灼伤的坦克驾驶员救出来时，邻近的人们正手持蜡烛站在教堂里，庆祝着圣诞节。现在呢？我们要试试看，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审视过去的所有历史，就像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我们有足够的智识和勇气吗？人们很少谈论这一点，只懂得谈论开放市场、谈论票券和支票。我们再次存活了下来，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精力。但我们的灵魂却被遗弃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写的书？为了我失眠的夜晚？如果人生只是如同火柴般短暂，这些问题也许都有答案，可用单纯的宿命论来解释，也可能有着伟大的答案。俄国人总是需要有可以相信的东西：从铁路、青蛙（巴扎罗夫）9、拜占庭到原子。现在人们则相信开放市场。布尔加科夫在《伪善者的奴隶》中写道：“我的一生充满罪恶。我是一个演员。”他意识到戏剧艺术有其罪恶的一面，因为探索他人的人生是不道德的。但或许这就像生了一场小病，使人对他人的过错有了免疫力。切尔诺贝利是个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主题，可以试图为人类的行为辩护。这一事件的寓意也可能比想象中的简单：你悄悄来到世上，你该在门口止步吗，还是进入这个神奇的世界……——亚历山大·雷瓦尔斯奇，历史学家回忆我不想谈起这件事。我不要。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他从那里回来了。他去了好几年，这就像一场噩梦。“尼娜，”他说，“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以活下去。”他说了很多故事给我听。村庄的中央有一个红色的水池，鸭与鹅就在一旁绕来绕去。那些士兵都还是孩子，他们脱下上衣和鞋子，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起来！快起来！你们这些笨蛋，不然你们都会死！”他们说：“啊，不用你担心。”死亡已经无处不在，却没有人当一回事。在撤离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手拿画像，跪在她老房子的门前。她说：“年轻人，我不会走的。我不会离开这里。你可以拿走他们给我的一丁点钱。这些钱是他们拿来补偿我的屋子和奶牛的。但谁会来补偿我的生命呢？我的人生是黑暗的。我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们就埋在这个小坟墓里。你说现在是战争时期，这是战争吗？白云在天空飘着，苹果花也开得茂盛。没人攻击我们，也没人开枪。只有我们住在这里。这是战争吗？”负责撤离人民的上校当时在场，还有地方党部的委员和当地的官员，但没人可以回答她的问题。没人知道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名为切尔诺贝利的战争。我从来没有开口问过。我用心去理解他，我们对彼此有着更深的感受。我们都了解对方，也同样感到寂寞。这种寂寞啊……他知道自己会死。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他向自己保证要凭着爱与善意活下去。我身兼两份工作，只领一份薪水，加上他的补偿金是不够的。他说：“我们把车卖了吧。车也不新了，但还可以卖点钱。这样你在家里的时间才会多一点，我才能多看看你。”他会邀请朋友前来。他的父母也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日。他似乎懂了些什么。在那里的日子里，他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他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尼娜，”他说，“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以活下去。”我会问他：“你想念我们吗？你在那里都想些什么？”“我看到一个孩子——他是在爆炸后两个月出生的。他被取名叫安东，但是大家都叫他原子人。”“你认为……”“你会为那里的所有东西都感到难过，就连苍蝇和鸽子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应该活下去。苍蝇和蜜蜂应该飞，蟑螂应该在地上爬，这样才对。你会连蟑螂都舍不得打。”“你……”“孩子们画着切尔诺贝利的涂鸦。画里的树是上下颠倒的。河里的水不是红色就是黄色。他们画着画着就哭了。”我到底想要弄清楚……什么呢？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了。（她露出了微笑）他的一位朋友向我求婚。这位朋友很久以前就喜欢我了，从学生时代开始。然后他娶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之后两人离婚了。他向我保证：“你会过着皇后般的生活。”这位朋友拥有一家商店，在市内有公寓，还有一栋别墅。我反复思考了很久。有一天他喝醉了来找我：“你就是忘不了你的英雄，是吗？他去了切尔诺贝利，但是我拒绝了。所以我还活着，而他只是个回忆。”哈哈。我将他撵出了门，当场赶了出去！有时候我会有奇怪的想法，我会觉得是切尔诺贝利帮助了我，强迫我思考，拓展了我的心灵。有些事我丈夫对我说了又说，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漫天的灰尘，田里的牵引机，拿着干草叉的女人们，还有嘀嗒响的辐射剂量计，这一切都被围在铁丝网之后。隔离区杳无人烟，时间却不曾停止。每一天都感觉很长，像是童年时光一样。演艺人员到场慰问他们，诗人对着他们读诗，阿拉·普加乔娃在田野里开起了演唱会。“如果你们睡不着的话，年轻人，我可以整晚唱歌给你们听。”她称他们为英雄。大家都称他们为英雄。（她哭了）我无法毫无意义地承受这痛苦，无法从古老的格言中得到慰藉。我甚至连他获得的勋章都没有。勋章放在家里，他给了我们的儿子。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尼娜·普罗霍罗芙娜·科瓦列娃，清理人的妻子对物理学的热爱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写东西。斯大林过世时，我把街道上发生的事和人们说的话全部写了下来。我从第一天就开始记录切尔诺贝利事件了，我知道随着时间过去，很多事会慢慢被遗忘，最后永远消失。事实上正是如此。我的朋友中有核物理学家，他们几乎参与了所有事件，却忘了自己的感受和说过的话。不过我全写下来了。那一天，我来到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上班。我是研究室主任，研究所位于城镇外的林间。这一天天气真好！当时是春天。我开了窗，空气干净又清新，整个冬天我都在窗外挂着萨拉米香肠，喂给外面的蓝橿鸟吃。我很诧异，它们竟不在附近，难道它们在别处找到更好的食物了吗？与此同时，研究所的反应炉处起了一阵骚动：辐射剂量计测出辐射在不断升高，空气过滤器上的读数高出平时的两百倍。大门的辐射量约为每小时三毫伦琴。这是很严重的事，这种程度的辐射是在辐射危险区工作的最大容许值，最多只能在此环境下工作六小时。起初推断是某个热源装置的密封发生了破损。检查之后，发现没有问题。然后又想到，或许是放射化学实验室里的容器在运送过程中受损，进而污染了整块区域。但是走道上应该会发现污渍才对——这可是洗不掉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此时，内部广播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外出。各建筑物之间看不到任何人影，这景象既可怕又古怪。辐射检测人员检查了我的办公室——我的桌子会“发光”，我的衣服也是，还有墙壁也会“发光”。我站了起来，连椅子都不想坐。我在洗手台洗了洗头，再看辐射剂量计——辐射变低了。难道我们的研究所发生了紧急状况？辐射外漏？我们该怎么清理接送的巴士才好？就算想破脑袋，也得想出办法来。我以我们的反应炉为自豪，我对反应炉了如指掌。我们打电话给邻近的伊格那林斯克核电厂。他们的设备也出了状况，他们同样也很慌张。然后我们打给切尔诺贝利，但无人回应。中午，我们发现辐射云已经笼罩了整个明斯克。我们确定这是碘外泄的状况。这意味着某个反应炉发生了意外。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给妻子，警告她。但研究所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了。噢，这恐怖统治早已行之有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可是家里人仍一无所知。我女儿上完音乐课后，还跟朋友在校园里散步，她还吃了冰激凌。我要打这个电话吗？这会给我带来许多麻烦，我将无法参与机密的计划。但我忍不下去了，我还是拿起了电话。“仔细听我说。”“你说什么？”我妻子大声问。“小声一点。关上窗，把所有食物用保鲜膜包起来。戴着橡皮手套，拿湿抹布把所有的东西擦干净。把地毯装在垃圾袋里丢掉。如果阳台上有晒干的衣物，要拿去再洗一次。”“发生什么事了？”“小声一点。滴两滴碘酒到一杯水里，然后用水洗头。”“发……”我没让她把话说完，就挂了电话。她会懂的，她也在研究所工作。下午三点半，我们得知意外发生在切尔诺贝利反应炉。晚上我们搭巴士从研究所回到明斯克时，半小时的车程安静无声，没人说话。大家都不敢谈论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想保住口袋里的党证。我家公寓的外面摆着一条湿地毯，看来我妻子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回到家里，脱下外套、衬衫、裤子，只剩一条内裤。突然，我怒火中烧。我才不管什么保密了！我不怕！我拿着市内电话簿，还有我女儿和妻子的电话簿，开始打给每一个人。我说“我是在核能研究所工作的，明斯克的天上有辐射云”，然后我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洗头发，关窗户，晒在阳台的衣服要重新洗过。我告诉他们喝碘水还有正确的饮用方式。人们的反应是“感谢你”，他们没有怀疑我的话，也没有感到害怕。我想他们应该是不相信我，或者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没人感到害怕，这样的反应真是出人意料。当晚我的朋友来电。他是核物理学家，他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我们竟然抱着如此的信念过日子！直到如今你才看得出来，这是怎样的信念。他顺道打电话来说，他打算与亲人一同去戈梅利度过五月的假期。那地方离切尔诺贝利只是一箭之地，他竟然还打算带小孩过去。“好主意！”我对他大吼，“你真是疯了！”这就是我们的专业以及信念的假象，但我仍对他大吼大叫。他大概不记得是我救了他的孩子。（他停了一下）我们——我指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没有忘记切尔诺贝利，我们只是从未真正了解过。野蛮人怎能理解闪电是什么呢？在亚列斯·阿达莫维奇的书中写道，当他跟安德烈·萨哈罗夫谈起原子弹时，这位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对他说：“你知道核爆后空气里臭氧的味道是多么好闻吗？”对我，还有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话听起来多么浪漫——抱歉，我看到了你的反应，你觉得我并不喜欢这位天才，而是为可怕的事情感到高兴。但核能是时至今日才变得如此低下与可耻的。在我们这一代——一九四五年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时，我才十七岁，我热爱科幻小说，时常梦想能到其他星球旅行，而我知道核能可以带我们上宇宙。我申请进入莫斯科能源研究所时，得知最高机密的学系是核能学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核物理学家是精英，是最杰出聪明的一群人，人文学科并不被重视。以前学校的老师说，只要三个硬币大小的燃料，就能供整个发电厂使用。听得我真是心花怒放！我读过美国科学家的书，叙述了他们怎样发明、实验原子弹，形容核爆的样子。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机密。物理学者有高额薪水，神秘感更增添了浪漫的感觉。那是一个迷信物理的年代，那是一个属于物理的年代！就算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仍花了很长时间才从这种迷信里走出来。他们联络科学家，用专机把这些科学家载到切尔诺贝利，其中多数人甚至没带盥洗用具，他们以为只是去几个小时而已。他们就算知道反应炉爆炸了，仍然认为是几小时就能解决的事。他们对所学的物理深信不疑，他们都是相信物理的一代。但这个属于物理的时代，在切尔诺贝利结束了。你们这一代人看世界的眼光已经不同了。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曾写过，若人类不断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终将导致更高的势力前来干涉俗世的生活。但是对于在斯大林统治下长大的人来说，我们无法想象超自然力量的可能性。我很晚才读到《圣经》。我与同一个女人结了两次婚。我离开以后，再次回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次相遇。人生真是充满惊喜！真是神奇！现在我相信了。你问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三维空间的世界，对人类来说已经变得拥挤。为什么科幻小说会如此受欢迎？因为人试图脱离地球，试图掌控时间的多样性，掌控地球之外的各种星球。西方文学早已多次提及有关核子冬天的末日启示，就像在为未来做准备一样。大量的核弹头爆炸会产生大火，浓烟将笼罩大气层，阳光因此无法照射到地表。这将引发连锁反应——气候会愈来愈冷。人为世界末日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起便广为流传。就算人类销毁了所有核弹头，核弹也不会就此消失，制造核弹的知识将依旧存在。你问的不多，但我却不断与你争辩。这是不同世代之间的矛盾。你注意到了吗？从原子的发展史来看——原子并不仅仅是军事机密和祸端，原子也代表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年代，我们的信仰。五十年过去了，恰好五十年。现在我会不时想象这世界已换人来统治，我们用炮火武力支配世界，而航天飞机就像孩子一样，是我们的未来。不过连我自己都不愿相信这个观点。人生真是充满惊喜！我热爱物理学，我曾认为除了物理我别无所求，但现在我想试着写作。举例来说，我想写一个不怎么喜欢科学的人，他会妨碍科学发展，或者写有关少数物理学家改变世界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由物理和数学独裁统治国家的故事。我的人生从此打开了新的一页。——瓦连京·阿列克谢耶维奇·鲍里谢维奇，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昂贵的萨拉米香肠刚开始的几天，那种感觉是五味杂陈的。有两件事我还记得：害怕与受辱。发生了那么多事，却没有任何通知，政府默不作声，医生也一样。地方单位等省政府的指示，省政府等明斯克，明斯克等莫斯科。这是一段又臭又长的连锁关系，只有少数人在顶端下达命令，结果使我们毫无防备。这是那些日子里最主要的感受。极少数人掌控着我们的命运，掌控着上千万人的命运。与此同时，极少数人也足以害死我们所有人。这些人不是疯子，也不是罪犯，他们只是核电厂的普通员工。当我得知这个真相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切尔诺贝利开启了一个无底深渊，就连科雷马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有犹太人大屠杀都比不上。一个人用斧头、弓箭，或者用手榴弹和毒气室，也杀不了所有人，但是用原子的话……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不会讲大道理。我只会告诉你我记得的事。开始的几天，大家都很恐慌：有些人去药店，把所有碘液都买光了，有些人不敢再买市场上的肉类和牛奶，尤其是羊肉。我们家不打算省钱，买了最贵的萨拉米香肠，期望这些萨拉米香肠用的肉会比较好。后来我们才知道，只有贵的萨拉米香肠才会混入受污染的肉，因为比较贵所以买的人比较少。我们毫无防范之力，这点我已经说过了。我想说说别的事，有关苏联时期的我们这一代。我的朋友多半是医生和教师，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小团体，常在我家聚会、喝咖啡。其中有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一位是医生，她们都有小孩了。“我明天要搬去跟我父母住，”那位医生说，“我会带孩子一起走。如果他们生病了，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是报纸上说几天内状况就会稳定下来，”另一个朋友说，“军队来了，还有直升机和装甲车。广播里也说着同样的话。”医生说：“你应该带孩子一起走，带他们离开这里！把他们藏起来！这不是战争。我们无法想象发生了什么事。”忽然间，她们彼此抬高了音调，最后演变成互相责难与指控。“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怎么办？我们还会赢得战争吗？”“你在出卖你的孩子！你的母性本能跑哪里去了？真是不可理喻！”当时大家的感觉，包括我在内，都觉得我的医生朋友在大惊小怪。我们需要等待有人前来通知，等待有人宣布。但她是个医生，她懂得比较多：“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难道他们没有受到威胁吗？反正你们心里都在害怕！”我们当时真的很讨厌她，她搞砸了我们的聚会。第二天她就离开了，我们则把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劳动节游行。我们可以选择去或不去，没有人强迫我们，也没有人要求我们参加。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日子，大家都应该走到街上。我们涌入充满人潮的街上。地方党支部委员会的所有书记都来到看台上，就站在第一书记的身旁。他的小女儿也来了，站在台上，让大家都能看见。虽然是晴天，但是她穿着雨衣，戴着帽子，而第一书记则穿着军大衣。然而他们仍旧现身了，我记得很清楚。被污染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人心。长久以来一直如此。——摘自从切尔诺贝利撤离的小镇教师，柳德米拉·德米特芙娜·波连卡雅的信自由与梦想平凡地死去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是自由之身。这种感受你是无法理解的，只有经历过战事的人才会懂。我亲眼见过那些人——他们一喝醉就会开始喋喋不休地提及往事，他们很怀念自由奔放的感觉。这些特种部队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从不退缩！你会去打仗，你会活下来，然后领到一百克廉价烟草。你也可能会有上千种不同的死法，被炸得支离破碎。但是如果你够努力，你可以骗过所有人——死神、长官、战争、伤员，甚至是全能的神——你可以骗过他们然后活下来！自由总伴随着寂寞。我明白这一点，所有去过反应炉的人也同样明白，就好比战场前线的壕沟一般。恐惧和自由！无论如何都得活下去，这不是过着平凡生活的人可以理解的。还记得他们是怎么训练我们，让我们随时备战的吗？结果我们仍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还没准备好。两位军方人士到工厂里叫我出来：“你可以分辨汽油和柴油吗？”我问：“你们要派我去哪里？”“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是自愿去切尔诺贝利的。”我的军事专长是火箭燃料，这是一项机密的专长。他们从工厂直接带我过去，我身上只穿着T恤，他们甚至不让我回家。我说：“我要先告诉我妻子。”“我们会告诉她。”不算军官，巴士上约有十五人。我很欣赏这些人。如果要我们去，我们就去；要我们做工，我们就做；如果他们要我们去反应炉，我们就会爬上反应炉的屋顶。在已撤离的村庄外，他们立起了守望台，士兵们拿着来复枪驻守其中。周围有障碍物，还有标示写着：“这条路已受到污染，严禁通过及停留。”四周都是灰色的树木，上面洒着辐射去污液。这简直让人发疯！刚开始几天，我们都不敢坐在地上或草地上，我们都是快步跑动，而不是走。如果有车经过，我们会立刻戴上防毒面具来抵挡尘土。轮班结束后，我们会坐在帐篷内。哈！几个月过后，一切都正常了，就像平常生活一样。我们从树上摘梅子，去抓鱼，那里的梭子鱼大得惊人。还有鲷鱼——晒干后可以拿来下酒。大概有人跟你说过这些了吧？我们还踢足球，我们还下水游泳！哈。（又笑了起来）我们相信命运，我们的内心只相信宿命，我们不懂医学，我们并不理性，这就是苏联人的心态。我只相信自己的命运！哈哈！现在我是二级伤兵。我很快就病倒了，是辐射污染。我去看门诊的时候，甚至没有医疗卡。啊，不管这么多了，反正我也不是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心态。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把别人的空房子封起来。这是什么感受呢……看着那些不能播种的田，奶牛用头不断撞门，但是闸门和房屋都被封了起来，任凭牛奶滴到地上。就是这样的感受！在尚未撤离的村庄里，农民们会酿制伏特加卖给我们。我们有很多钱可以用：工作的薪水是之前的三倍，军队每天发放的补贴也是之前的三倍。后来我们接到一项命令：平时喝酒的人，第二期任务时可以选择留下。喝伏特加到底有没有效呢？至少有心理作用。我们选择相信，正如我们对其他事也深信不疑一样。农民的生活过得很顺利：他们播种，等作物成熟，然后收割，听任一切自然发展。他们不需要跟沙皇，或是政府交涉——航天飞机与核电厂也与他们无关，首都的会谈也一样，不关他们什么事。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生活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切尔诺贝利。他们从未离开此地。开始有人中风死亡了，他们静静地打包种子和西红柿。炉子上的玻璃杯炸开了，他们就再摆一个回去。你说应该要销毁、掩埋所有东西？我们的确这么做了。我们禁止他们劳动，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传统意义。我们成了他们的敌人。我想要自愿去反应炉。“别担心，”其他人对我说，“每个人在解除动员前的最后一个月，都会被派去反应炉屋顶。”我们会在这里待六个月。和预先指定的一样，在居民撤离五个月后，我们便被派到反应炉了。知道我们将去反应炉屋顶工作后，有人开着玩笑，也有人严肃地讨论着。在那之后，我们也许还有五年可活，说不定还有七到十年可活。但是不知为何，大多数人都说只有五年。这数字怎么来的？而且他们很冷静地说着这样的话，没有一丝恐慌。“志愿者，向前走一步！”我们整队人都向前走了一步。指挥官有一台监视器，他打开屏幕，把反应炉的屋顶展示给我们看：上面散落着石墨碎片和熔化的沥青。“小伙子们，看清楚那些碎片了吗？你们要把这些碎片清理干净。然后到这里，你们要在这个区域挖洞。”根据指示，上去作业的时间应该是四十到五十五秒。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要上到屋顶，再下来，然后再爬上去，把东西丢下来—一个人负责把手推车装满，其他人负责把东西扔到坑里。你必须把东西丢了就走，不能往下看，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大家还是看了。报纸上写着：“反应炉周围的空气很干净。”我们读了之后都笑了，还咒骂了几句。空气很干净，没错，但上面的辐射剂量很高。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辐射剂量计，有的上限是五伦琴，一用就立刻到达极限了。有的上限较高，可以测量至两百伦琴，同样也达到上限。他们说，你还可以活五年，而且不能生育。如果五年后你还没死的话……（笑了起来）当时流传着各种笑话。我们都很平静，没有惊慌失措。五年啊……我已经活过十年了。看吧！（笑了起来）他们还颁发奖章给我们。我得到了两个。奖章上有各种图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红旗。有个人消失了。我们以为他逃命去了，但两天后发现他在树林上吊自杀了。每个人都曾这样想过，你懂吗……但我们的长官却说，这个人收到一封信，信里说他妻子对他不忠。谁知道是真是假，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解除动员了，他竟然还去树林里上吊。我们当中有一位厨师，他很害怕，不敢睡在帐篷里。他住在仓库，在奶油桶和肉罐头底下挖了个坑，带着自备的床单、枕头睡在地底下。这时我们接到命令：“再召集一批人上屋顶。”大家都去过了，但他们还是很缺人！最后他被挑上了。他只上过一次屋顶，现在他也是二级伤兵了。他常常打电话给我，我们一直有联络，我们互相扶持，有着共同的回忆，这些回忆一生难忘。这才是你应该要写的东西。报纸上写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们自己缝补防护用具、铅衣、内裤，这些都没有写到。我们穿着含铅的橡皮衣服，但我们另外还做了含铅的内裤。我们很注重这一点。在一个村庄，他们带我们来到两家妓院。我们这群男人六个月没回家了，六个月没碰女人了。我们统统进去了，反正当地的女孩也会在路边站街卖淫，虽然她们的脸上还挂着泪水，哭着说自己快要死了。我们就这样穿着铅制内裤，就穿在裤子外面。把这个写下来。我们之间还流传着一些笑话。比如说这个：一个美国机器人上屋顶作业五分钟，然后就发生故障了。日本机器人也上去作业了五分钟，然后也发生故障了。俄罗斯机器人来了，一上去就是两个小时！这时扩音器里传来了命令：“二等兵伊凡诺夫！再过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下来休息，抽根烟了。”哈哈！（大笑）在我们上屋顶之前，指挥官会下达指令，我们这些人都站在一起，有几个人提出抗议：“我们已经去过了，应该让我们回家才对。”就我而言，我的专长是燃料，但他们还是派我上屋顶。我什么话都没说，是我想要上去的，我没有抗议。指挥官说：“只有志愿者需要上屋顶。其他人可以到一旁去，军事检察官会找你们谈话。”大家站着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都同意了。我们都立过誓了，就必须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我们都不太相信抗命真的会被关进牢里。他们放出风声，说可能会关一到两年。但如果有士兵受到超过二十五伦琴的辐射量，他的上级长官将会因为使部属中毒而被送去坐牢，所以没人受到二十五伦琴的辐射量。每个人的辐射量都会低于这个值。这样讲你懂吗？这些士兵都是好孩子。其中有两个人生病了，另一个人便说：“让我来。”他当天已经上过一次屋顶了。他的行为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他也领到了奖金：五百卢布。另一个人在上面挖洞，他的时间到了。我们都对他挥手：“快下来。”但他仍跪着不停地挖。他必须在上头挖出一个洞，好让我们丢废弃物下去。等到洞挖好了，他才肯起来。他的奖金是一千卢布，当时这笔钱可以买两部摩托车。现在他是一级伤兵。冒险的代价就是能马上领到很多钱。解除动员的时候到了，我们都上了车。在离开隔离区的路上，警铃一直响着。每当回想起这段日子，我都有某种感觉，奇妙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史诗般的”，“神奇的”，这类字眼都不足以形容。这样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连在爱情里也找不到相似的感受。——亚历山大·库卓亚金，清理人死亡的阴影你想知道有关那些日子的事实与细节，还是只想听听我的故事？我并不是摄影师，我在那里摄影是因为刚好有照相机在手里。我本来是拍给自己看的，但现在这已经变成我的职业了。我总是忘不了那里带给我的崭新感受。这样讲你懂吗？（他边说边将照片在桌上摊开：有椅子、窗台、车轮般大小的向日葵、无人村庄里的鸟巢；空荡墓园里的告示牌，上面写着“高度辐射，禁止进入”，废弃空屋庭院中的婴儿车，窗户被封了起来，一只乌鸦站在婴儿车上，似乎在保护鸟巢；常见的鹤群，飞越荒地。）人们问我：“你怎么不拍彩色照片？要有颜色的！”但切尔诺贝利是个黑暗的事件，这里不应该有其他颜色。而我的故事呢？我只能为这些作注解（指着照片）。但是没关系，我尽量试试看，其实故事就在里面了。（再次指向照片）当时我在工厂里工作，同时函授进修大学历史学位。我在工厂的职位是二级水电工。他们将我们召集起来，急忙派我们出发，像是要送去战场前线一样。“我们要到哪里？”“他们告诉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我们要做什么？”“他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可是我们只是建筑工人。”“那就去四处盖东西吧。”我们盖了许多辅助用的建筑：洗衣间、仓库、帐篷。我负责卸载水泥。没人知道这些水泥是哪种水泥，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运过来，我们就将水泥卸下。一整天都在卸这个，到最后全身都包裹在灰色的水泥里，连身上穿的特殊防护衣也不例外，只看得到牙齿。晚上我们把水泥清理干净，第二天又沾了一身。他们为我们举办了政治会谈——他们称我们为英雄，在前线立功，用的都是军用语言。但到底什么是贝克？什么是居里？什么是毫伦琴？我们向指挥官发问，他也无法回答，军校里没有教过。毫、微之类的用语，听来就像中文一样难懂。“你们知道那么多做什么？奉命行事就对了。在这里你们都是军人。”没错，我们是军人，但不是囚犯。一位委员前来巡视。“听好，”他对我们说，“这里一切都很正常。环境辐射值是正常的。大约离这里四公里处是有危险的，那边的居民将会被撤离。但这里是安全的。”他们当中有辐射检测人员，他肩上挂着小盒子一样的仪器，然后拿着一根长杆子在我们的靴子附近挥动，然后他吓得往旁边一跳——这是他不由自主的反射动作，他不是故意的。接下来就是像你这样的作家会感兴趣的地方了。你觉得，这件事我们会记得多久？过不了几天就忘了。我们俄国人是不会为自己着想的，不会只为自己的生命考虑，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的政治家不会把个体的生命价值考虑在内，因此我们也不会。这样讲你明白吗？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和你们不同。在隔离区，我们的确喝了很多酒，真的喝了很多。一到晚上，没人是清醒的。前几杯时，会有人开始感到寂寞，想起他们的老婆小孩，谈起之前的工作，抱怨以前的老板。没多久，喝了一两瓶之后——我们唯一的话题，只剩下国家的命运和宇宙的法则。我们会谈起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还有斯大林。俄国是不是伟大的国家？我们会不会胜过美国人？当时是一九八六年——我们比的是谁的飞机更好，谁的航天飞机更可靠。好吧，虽然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但是我们有第一位上太空的人！你能理解吗？我们重复着这些话题，直到喉咙沙哑，直到天亮。为什么我们没有辐射剂量计，也没有领到任何药粉以防万一？为什么我们没有洗衣机可以每天洗防护衣，只能一个月洗两次？这些话题总是最后才被提起，或是穿插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该死，我们就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伏特加比黄金还珍贵，想买也买不到。村里所有东西都被喝干了：伏特加、私酿酒、化妆水、指甲油和喷雾剂。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我们拿着三升装的私酿酒，或是一罐古龙水，就开始没天没地地聊起来。我们当中有教师和工程师，有完整的联邦团队：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和乌克兰人。我们开始辩论哲理，谈起我们都是物质的奴隶，使得我们成为这世上众多物件之一，而切尔诺贝利为我们开启了进入永恒的大门。我还记得我们讨论到俄国文化的命运，结论总是悲观的。没有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就无法理解这些事。只有在俄国文化的背景下，这场灾难才有意义，也只有俄国文化做好了准备。我们长久以来都在害怕核弹，害怕蘑菇云，但结果发生的却是这种事；我们知道火柴或保险丝走火可以烧掉一间房子，但这次的事件却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都听过切尔诺贝利的传言，听说那里的火焰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甚至不能称之为火焰。那是一道光，是闪亮的，不是蓝色，和天空的颜色很相近，也没有冒出烟雾。那些科学家本来都是神，现在却成了堕落的天使，甚至是恶魔。他们没有能力探索自然的奥秘，至今仍然如此。我是来自布兰特金的俄罗斯人。我们那里有个老头喜欢坐在门廊前，他的房子朝一边倾斜，就快倒了，但他仍不停地谈着世界的命运。每个工厂，每间啤酒屋里都会有亚里士多德。而现在我们就坐在反应炉旁，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大谈哲学的人会有多少。报社的人来找我们拍照。他们会制造出虚构的场景：他们要拍废弃空屋的窗户，就拿了一架小提琴摆在窗前，然后将照片命名为“切尔诺贝利交响曲”。但其实你不用虚构任何事，你只需要回忆就可以了：学校里的地球仪被牵引机压碎；阳台上晒干的衣服挂了一年，变成黑色；废弃的军人公墓里，草长得和军人雕像一样高，雕像手里的自动步枪上筑起了鸟窝；房屋的门被破坏了，里面被洗劫一空，但窗帘仍旧是拉上的状态；人们离去了，屋内仍摆有他们的照片，就好像是他们留下的灵魂一样。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没有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我想要清楚详细地记住每件事：当时的时间，天空的颜色，我的感受。你懂吗？人类永远遗弃了这片土地，而我们是第一批能体验这种“永远”的人。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那些老农夫的面孔——他们看起来仿佛雕像。他们是最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他们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园。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长大、恋爱，用汗水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期待孙子孙女的到来。在结束了一生之后，他们将离开人世，入土为安，成为土地的一部分。这一切都发生在白俄罗斯的农舍中！对我们这些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家只是一种居住的工具；对他们而言，家就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所以，每当经过这些空荡荡的村庄时，你总希望能看见人影。地方教堂早被洗劫一空——里面满是蜡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要祈祷。我想要牢记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开始摄影。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们安葬了一个去过那里的朋友。他死于血癌。我们为他守夜，按苏联的传统喝酒，然后又滔滔不绝地聊到午夜。刚开始，我们谈论这位往生的朋友。但是后来呢？我们又谈起了国家的命运和宇宙的法则。俄国军队会不会离开车臣？会不会有第二次高加索战争，还是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日里诺夫斯基有没有可能当上总理？叶利钦会不会再次连任？我们还谈起了英国皇室的戴安娜王妃、俄国的君主政体，谈起了切尔诺贝利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推测。有人声称外星人知道发生灾难后，会前来帮助；有人说这其实是一场实验，接下来出生的小孩会有过人的天分；有人说白俄罗斯人或许会灭绝，就像斯基泰人一样。我们都是玄学家，早已脱离这个俗世。我们只生活在梦中，活在高谈阔论里。你一定要在这平凡的生命里增添些什么，才能使一切变得合理，就算在死亡的边缘也一样。——维克多·拉图，摄影师畸形的婴儿有一天，女儿对我说：“妈妈，如果我生下了一个残缺的孩子，我还是会很爱他。”你可以想象吗？她才读十年级，却已经在想这种事了。她的朋友们也一样，他们都会思考这样的事。我们的朋友最近生了一个儿子，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对夫妻既年轻又俊美，他们的小孩竟有一张裂到耳朵位置的大嘴，而且没有耳朵。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时常拜访他们了，但我女儿不介意，她常顺道过去看看。她很喜欢去那里，也许是想多看一眼，或者只是想捣捣乱而已。我们本可以离开这里，但我跟我丈夫考虑之后决定留下来。我们不敢离开。在这里，我们都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们不会害怕彼此；在这里，如果有人拿家里种的苹果或小黄瓜给你吃，你会欣然接受，不会遮遮掩掩地把东西藏到口袋或皮包里，然后拿出去丢掉。我们有同样的回忆、同样的命运。到了其他地方，我们就会变成外地人，像麻风病人一样不受欢迎。人们嘴里常常这么说：“切尔诺贝利人”，“切尔诺贝利孩子”，“切尔诺贝利难民”。人们不了解我们，害怕我们。他们如果有权力的话，大概会在我们周围拉一条警戒线，把我们封锁起来，不让任何人离开，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停止说话）不要跟我说事情不会这样，我都亲身经历过。刚开始那几天……我带着女儿逃到明斯克，去找我妹妹。我的亲妹妹不让我进门，说她家里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你能想象这种事吗？我们后来只能在火车站里过夜。我有一些疯狂的想法。我们该何去何从？也许我们该自我了结，结束这些苦难？刚开始我会这么想。大家脑子里都开始想象，会发生一些可怕的疾病，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病症。连身为医生的我都难免如此，我可以猜到其他人大概会瞎想些什么。现在我观察着我的孩子，她们不论去哪里都像外人。我女儿暑假时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其他小孩都不敢碰她。“她是切尔诺贝利来的兔子，晚上会发光。”他们要她晚上走到庭院里去，看她是不是真的会发光。人们会谈论战争，还有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我们常被拿来作比较。但那些人是快乐的！他们赢了战争！现在人常说，胜利给了他们很强大的生命能量，也就是说，给了他们很强的动机继续活下去。他们无所畏惧，他们想要活下去，想要读书，想要生孩子。而我们呢？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们担心害怕。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我们担心还没出生的孙子，他们还没出生，而我们已经在担心了。我们的笑容变少了，在节日里也不再高歌。土地变了，田地变成了森林。人们的性情也改变了，大家都很郁闷，感觉末日即将来临。切尔诺贝利是一个预兆，是一个象征。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模式都因此改变了。有时我会想，你不要写有关我们的事会比较好。这样人们就不会害怕了。在癌症病人家里，是不会有人提起癌症的。如果有人被终身监禁，他也同样不会再被家人谈论。——娜杰日达·阿法纳西耶芙娜·布拉科娃，霍伊尼基镇的居民政策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深信共产主义。现在对我们做出批评是很安全的，这是一种趋势。那些人都是罪人。现在我们需要对一切做出解释，就连物理定律也不例外。我当时是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你知道的，报纸上说这都是那些人的错：是他们造了这么一个粗劣又廉价的核电厂，他们只想省钱，不顾人民死活。人民对他们而言就像砂土，只是历史的肥料。那些人都该下地狱！那里是最适合他们的地方！该死的问题就在于：谁该负责，又该做些什么？这些问题总是挥之不去。大家都失去了耐心，只想复仇，想要见血。那些人才应该下地狱！其他人保持沉默，让我来告诉你事实。你们会这样写——我不是指你，但是报纸会写，是那些人欺骗了人民，对人民隐瞒事实。然而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们收到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电报，里面说，你们必须阻止民众发生恐慌。这是事实，恐慌是最可怕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