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老子与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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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过“轴心时代”的概念。他指出，在公元前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古印度这些文明最早发达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类所普遍关切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在古希腊，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涌现；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们的登场；在古印度，是释迦牟尼的面世；而在中国，则是老子、孔子、孙子等人的亮相，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地域的璀璨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然而经过历史长河之水数千年的洗礼，它们业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人类一直依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创造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烧起火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年版)

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全面兴起、高度繁荣、趋于定型的关键阶段，也即所谓的“轴心时代”。其标志就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先后涌现以及一系列中华元典的纷纷面世。这中间，中华元典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决定着中华文化的基本性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而就诸多中华元典进行考察，又以《周易》《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这四部经典为最杰出的代表。

一

《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之得名缘于书中着重“言道德之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通行本全书共八十一章，约五千字，分为上(《道经》)、下(《德经》)两篇。它是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主要经典，内容富赡，思想深邃，说理透彻，思想辩证，文字隽永，堪称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道德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于《道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疑窦。通行的说法是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代表著作就是五千言的《道德经》，其书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司马迁撰著《史记》时，就已经无法理清老子其人与《道德经》其书的来龙去脉了。按司马迁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共有三个被称为“老子”的思想家。一位是春秋末年曾任职于周王朝档案图书馆的老聃(李耳)，另两位便是同时代的楚国大隐士老莱子、战国时期的周太史儋。不过，在三人之中，司马迁还是作出了选择，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他将后两者作了存疑处理，而将笔墨集中在老聃的身上，作为传主加以正面记述。可见，司马迁考证研究的结果，老子很可能就是老聃。

这个学术思想史上的千古疑案，在近现代曾引起一场很大的笔墨官司。当年，许多著名学者曾纷纷撰文就此进行考证。国学大师胡适与梁启超还在北京大学就老子的生平与《道德经》的成书大摆擂台、互相辩驳。胡适认为，老子即老聃，是《道德经》的作者，其书是老聃学说的实录和发挥，其雏形形成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则是在战国初期。近现代学者中，马叙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任继愈等人也持这样的看法。但是梁启超却不同意胡适的意见。他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所谓的老聃即是太史儋、老莱子之流，《道德经》其书也是战国时代的书。梁任公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大学者的赞同，其中包括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更有一些学者，如顾颉刚、刘节等在疑古史观的指导之下，推断老子实无其人，《道德经》这部书当成书于秦汉之际。

我们认为，胡适等人的观点比较接近于历史的实际。理由是，第一，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关“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记载，以及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如《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多所提到老聃以及引述《道德经》，都不曾对老子其人和他的学说产生怀疑的情况来看，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就是《道德经》一书的作者。第二，《史记》是目前最为可靠的著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学术研究上，说有易，说无难。在无确切材料出土之前，我们应该维护《史记》的权威。学者们力图用“考据学”方法澄清历史真相，但结果却经常让人啼笑皆非。那些看上去似乎“铁案如山”的考证，往往随着地下竹简帛书的出土而突然倒塌。这不是说考据学不应使用，而是说应慎用。不管怎么说，先秦诸子与司马迁距离他们所记载的历史时代，比我们要近得多。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两千多年后出生的人，缺乏理由认定我们的推理比先秦诸子及司马迁的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因此，对先秦两汉古籍中记载的历史，应奉基本信从的态度。第三，孔子曾向老子问学求教，这不但见于《庄子》等道家类著作记载，也见于《史记》《礼记·曾子问》的叙录，而且又有以“孔子问老子”为图案主题的汉画像石大量面世作证。可见老聃任周王室图书馆馆长，略早于孔子的情况，千百年来早已为各色人等所共认。

由此可知，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他是春秋末年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曾经做过周王室管理图书档案的史官，其生活年代与孔子大略同时而稍早。其学“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贵柔守雌”(《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老子本人在社会上也享有崇高的声望。对于当时愈演愈烈的“有为”政治，老子是持不同立场的。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对精神超越的孜孜追求，使得老子最终作出了飘然高隐的人生选择，辞官引退，不知所终。“(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老子正是先秦时期这一重要思想学派的创始人，而《道德经》一书则是其理论学说的最主要载体。其书虽有后人所附益的成分，不少内容带有战国社会思潮的特色，甚至还掺杂了秦汉时期的政治痕迹，如“天子置三公”之类的提法显然是较晚时代的用语烙印(帛书乙本“三公”作“三乡(卿)”当更符合老子的原貌)，但是基本上保存了老聃的遗说，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晚期的哲学政治思想。以《道德经》为载体的老子学说，乃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部分没落贵族以及独立思想家文化意识的集中体现。

我们认为，道家与隐士有直接渊源关系。《诗经》中即有描写隐士生活与思想追求的诗篇，如《诗·卫风·考槃》言：“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云云，就反映了这些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心境。《论语》中提到的一些不赞同孔子主张和做法的人，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等等，都属于这个特殊群体的成员。他们生活大抵困苦潦倒，但是精神思维活跃，人格相对独立，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不迷信文明礼乐，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自由挥洒，不羁于俗务。这反映出他们很特殊的人生立场和态度。这类人物，大多活动在大国齐、楚、晋争霸之间的缓冲地带——陈、蔡、宋(今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换言之，这些春秋战国之际的夹缝地带，乃是当时隐士的集聚地，也是道家学说的发祥地。

由隐士转化为道家，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春秋战国之际全面激烈的社会变革，引发整个社会的剧烈动荡，极大地改变和调整了各种社会阶级关系。“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现实，人生的大起大落，给人们的社会生存方式造成极大的冲击。在这个社会大转型时期中，相当一部分贵族丧失了往日的显赫地位和种种特权，下降成为平民和小生产者。此外，还有不少依附于官府的文化人，也因“学在官府”格局的瓦解，而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和保障。这些没落贵族和失意士人被社会边缘化的结果，不但壮大了隐士的队伍，更全面提高了隐士群体的文化素质。他们需要自己的代言人，需要能反映其愿望、要求的理论。这就导致了老子的应运而生与《道德经》一书的登场亮相。换言之，面对激烈残酷的社会动荡，这些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士深怀不满，多所指责，但却回天无力，一筹莫展。所谓“杀人无力求人难”“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不断沉沦，不得已孤芳自赏，自我排遣，将自己浓厚的彷徨失落思想情绪表达于言行之中。他们看惯了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由于这些人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生活磨炼，自身又具有相当丰厚的文化素养，因此就比较善于站在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自然规律进行探讨，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对人生意义进行认识，对生存方式进行领悟。这些思考的结果，就形成了先秦时期个性鲜明、长领风骚的思想流派之一——道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本人是这些人名副其实的“教主”。而《道德经》这部著作，也正是这些人心态的表露和意愿的渲泄。

道家和任何的学派一样，都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最早当然是老子，老子之后就按两条线发展。一条线就是南道：他的代表人物就是庄子，把老子对自然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加彻底地保存下来，这是道家的原生形态。《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道家指的就是这部分道家。所谓“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但也有很多人不愿像老子、庄子那样生活，他们有另外的追求，就是北道，主要在北方地区流行。北道后来又慢慢变成了汉代的黄老哲学，黄帝是外王、老子是内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里面有几句话就点明了北道(黄老)的特征，即是“因阴阳之大顺”，“兼儒墨之善，撮各法之要，与时迁移，因物变化”，把儒家和法家的核心内容拿过来，然后与时俱进，不断变化，最后达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一看这就不是正宗的道家，是戴着道家的帽子和面具来做法家。所以司马迁把老子和韩非子放在同一个传里。

从表面上看，黄老派与老庄派都强调以无为顺应自然的“因循”原则，但是其目的有异：老庄学派是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而黄老学派则是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为我所用。正是这种根本性的变化，道家学说乃从哲学家的书本中走了出来，变成了政治家手中可供操作的治国利器。

道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不亚于居官学地位的儒家。从制度层面上看，在儒家“德治”“仁政”温和的外衣下，黄老道家形名学的政治理念，构建了封建政治体制的骨架及其操作权术；从行为层面上看，儒家的“仁义”“德化”的道德理想与道家“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的处世方针互为表里，互为弥补。道家学说的这些功能与文化特色，决定了其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具有丰厚的内涵及独特的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治国思想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道德经》全书虽然仅五千言，但却体大思精，胜义迭呈，妙语连珠。要而言之，它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再加一个基本精神，它们互为关系，互为弥补，鞭辟入理，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特色鲜明的老子哲学政治思想体系，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与进行人生修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启示、指导作用。

第一，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

“道”是《道德经》全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德经》认为，道是一种非常虚无飘渺、玄妙的东西。“道”先于物质存在而又凌驾于物质之上。它既是产生孕育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又是制约规定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它是永恒的(时间)，无限的(空间)，不可言说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章)这个“道”，大到充斥整个宇宙，小到存在于每一粒尘埃之中，自然界的沧海桑田嬗变，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交替，个体生命的生老病死转化，无一不是它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自然而然，不留下任何痕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十章)“道”的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活动不过是“道”的外延与衍化。总之，“道”是总源头，是总规律，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状态。这样，就为老子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策略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哲学上的坚实基础。

“道”的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如果说，儒家“仁学”的构建，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人的发现”；法家“法术势”理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政治术的成熟”；那么，“道”的理论的形成，则不仅宣告了道家学派的面世，而且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哲学突破时代的开始”。它使得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主宰“天”“上帝”失去了权威，黯淡了光环，让位给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交权给了“自然规律”，从而为中国理性精神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其价值与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巨大的，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第二，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往复的朴素辩证法。

《道德经》令人